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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教授康鵬
2012/8/16  來源:哈軍工人脈網 作者:曲庭維等


本文分如下五部分:
1.“三不”教授有個好愛人
2.“三不”教授想念哈軍工
3.“三不”教授未進電視片《哈軍工》
4. “三不”教授十一項發明分述
5.從三次易姓到十一項發明歷程
 
1.“三不教授有個好愛人
 
    他有一個好愛人。在家里,他愛人一切包了下來:孩子家教由他愛人管,油鹽醬醋由他愛人管,買烽火煤由他愛人管,換煤氣罐由他愛人管,臟活累活由他愛人管。他的工資是多少從來不知,皆由他愛人管,包括領取工資。
    有了這樣的好愛人,他睡覺想,睜眼想,閉眼想。他吃飯呆想,廁所呆想,走路呆想,乘車呆想。他絞盡腦汁偷用時光,無時無刻不在想,想他科研問題的難題上,想解決難題的辦法上。
    他敢于在領導面前直言不諱的談對科研問題的看法,經常與領導起爭執,并由此得罪不少領導。
    就這樣,他自然發明多多,他自然成為不是院士、不是官員、不是將軍的“三不”教授。
 
2.“三不教授想念哈軍工
 
    可以這樣說,沒有哈軍工的環境,再大的發明創造能力,個人也很難搞出大的發明創造。
    幸運的是,哈軍工給了康鵬這樣的環境。沒有哈軍工就沒有康鵬的十一項發明。
    作為“工程科技”院校出科技人材本是越尖越好的事。可是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在那個天天講“階級斗爭”天天講“又紅又專”的年代,有哪所“工程科技”院校敢于公開提出把出科技人材放在學校教育的第一位?哈軍工自然也不例外。但哈軍工客觀上把出科技人材放在了學校教育的第一位。至少對康鵬是這樣:
    1957年反“右”時,如不是海軍工程系電子通訊專科馬慶魁政委對這個“出身貧農的袁家,討荒要飯送給任家,后又跟隨姐姐姓康”的康鵬暗暗的進行保護,他很難逃脫被劃成“右”派的命運。又是馬慶魁政委,1959年突然召見康鵬,說要派他去清華大學學計算機。而且很快就去。
    去清華臨行前,海軍工程系艦炮科何水清主任,柳克俊教員又召見康鵬,說這次派你到清華學習計算機很重要,你要努力學習,回來后你就從事艦炮科的相關研究工作。
    康鵬1959年秋到了清華大學自控系插班學習。他對那里沒完沒了的大批判很不滿,說了一些反對的話;又因為出色完成了北京某大劇院的燈光控制任務被機電系表揚,自控系竟把他視為“只專不紅”的典型。
    自控系正要組織對康鵬進行批判時,哈軍工海軍工程系主任黃景文1960年來到清華看望康鵬、曲庭維、常翰章、楊振濂四位同學。康鵬迫不及待地匯報了自己的情況,想回哈軍工。黃主任聽后立即說:有重要研究任務給你,回去!
    康鵬回到哈軍工當了見習助教,并成為“脈沖技術與數字電路”的主講。這是門新課,沒有教材和講義,他只好邊翻譯俄文資料,邊寫講義、邊講課、邊給學生答疑。
    1961年,四系副主任慈云桂教授對康鵬說:“你敢開新課,說明你有膽量。有一個研制半導體計算機的重要任務,你干不干?”那個年代,半導體是尖端。對康鵬這樣剛從事工作的青年人來說,能有機會研制半導體計算機,簡直是求之不得。他毫不猶豫地答應“我干!”慈說:“那好,我在404教研室組織幾個人,成立441-B小組,你當副組長。”
    62年末,哈軍工為迎接校學術交流會,將康鵬的發明論文印發了出來。細看1962年發明論文封面就會發現,他的名字被勾掉了,換成了‘404’。言下之意,不能突出個人,而應屬名404教研室。科研處冉萍處長堅決反對,并說道:“哪有個人不屬名之理!除非有剽竊行為!” 
    1963年9月2日,哈軍工舉行第四屆學術報告會。請了全國許多的知名專家。中科院計算所計算機界的元老、留學丹麥的專家吳幾康教授和隨他一起的兩名助手沈續邦、高慶獅(兩人后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也到會祝賀。康鵬在學術會上發表了自己的學術論文。會議開的非常成功。
    在歡送和答謝專家的大會上,哈軍工大禮堂座無虛席,康鵬代表全院年輕教師講話。他感謝全國專家的鼓勵,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厲,為國防科研作出更大的貢獻!
    冉萍處長經常通過參謀了解康鵬的情況,他非常喜愛康鵬這樣的技術尖子。當他因紅專問題受到批判時,迫于當時那種形勢卻又無可奈何。冉萍處長就把康鵬叫到家里吃飯,他邊吃邊說:“噯!這算啥,咱們黨內這種形左實右,動不動就整人,是老毛病了。你知道就行啦,沒啥了不起!桌上是毛著,桌下是技術書這怎么能搞科研,怎么能出成果!像你這樣又遭批判!國家這樣怎么能行?!…”
    李懋之副院長親自給北京工程兵國防設計院唐凱院長寫信,希望將康鵬的愛人從該院調入哈軍工。如論資排輩,康鵬遠遠不夠資格。不久,他的愛人從北京調到哈軍工,并在院務部上了班。
    謝有法政委則到處說,康鵬是尖子,對他不能論資排輩,在此問題上不能攀比。
    441-B問世的1964年,劉居英院長召見了441-B小組成員。召見過程中,劉院長對康鵬說:“你擔綱完成441-B,說明你很有才能,你很年輕,只要戒驕戒傲,大有作為…”
    國防科工委秘書長陸揚在哈軍工的一次講話中說:“有人說康鵬搞創造發明是只專不紅,一個技術干部,一個才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能為國家解決了這么大的燃眉之急,你還要他怎么紅?我不禁要問,你們所謂的紅,標準是什么?我說,無論從國家的利益,還是從人才培養角度,這樣的人才尖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1960年,康鵬未畢業就被哈軍工“拔青苗”到404教研室參加教學工作。一年后,他就產生了使他在我國計算機界一舉成名的發明。
     今年(2012年)4月,張俊科教授在哈軍工-北京校友會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這么幾段:
    “哈軍工最早的計算機教研室成立于1960年,代號為404,屬于電子技術系(四系)。教研室主任為胡守仁,副主任為陳亞希,二人均為講師。…404教研室有好多人是被拔青苗的,張德芳、王風學、楊振濂、孫毅君,都是四期學員被拔青苗的。人們叫我們為“拔青苗”,是因為我們這些人尚未畢業,提前調出來參加工作。”
    “404教研室成立后,教學與科研并重,科研組人數比教學組人數多。我印象最深的是441B任務中,出了一個人物叫康鵬,當時赫赫有名,他也是哈軍工四期學生拔青苗的,當時60年代,康鵬不僅在哈軍工赫赫有名,甚至在國防科委,在全國計算機界都赫赫有名。”
    “因為60年代,哈軍工的晶體管計算機441-B非常有名氣。當時60年代我國生產的晶體管還不夠穩定,用普通電路做計算機穩定性過不了關。康鵬發明了一種電路,叫做推一拉式觸發器,它用反饋的原理,用振蕩器電路產生的脈沖作用到觸發器的兩個觸發端,一推一拉,使電路可靠翻轉。用這一電路哈軍工完成了100多臺不同型號的晶體管計算機,供國防科研基地使用,對國防科研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可惜當時沒有院士之說,若當時有院士職稱的話,康鵬會當院士的。他沒有當院士,但他是中國最早的數字英雄。”
    60年代,哈軍工培育出的康鵬是哈軍工精神培育的結果。
    60年代,哈軍工培育出的康鵬是哈軍工的榮耀。
 
3.“三不教授未進電視片《哈軍工》
 
    《哈軍工傳》作者、歷史學家滕敘兗發表了“對電視片《揭秘哈軍工》的質疑和補正”一文。現只摘取該文與“三不”教授康鵬有關的如下內容:
    “ 說到1958年柳克俊小組研制魚雷快艇上用的計算機,配的是1964年康鵬等人研制的441—B晶體管通用計算機。柳克俊于1957年的計算機設計草圖和系政委鄧易非的批文還在,作背景圖片不是更合適嗎?再說,對中國計算機事業有重大貢獻、受到聶榮臻元帥表彰的康鵬教授就住在北京,怎么不采訪呢?”
    像電視片《揭秘哈軍工》一樣,電視片《哈軍工》的編導者們同樣也沒有采訪康鵬。
 
    請問電視片《揭秘哈軍工》和電視片《哈軍工》的編導者們:
    為甚么不采訪康鵬?
    是不是因為康鵬是“三不”教授就不進行采訪?!是不是因為康鵬是“三不”教授就不能進兩片?!
 
    不采訪“三不”教授康鵬和“三不”教授康鵬不能進兩片,這是殘酷的現實!!
    如此殘酷現實,我國本土原創性發明怎能不缺乏?!
    如此殘酷現實,我國本土怎能出諾貝爾科技獎獲得者?!
 
 
4.“三不教授十一項發明分述
 
    發明1.康鵬1962年25歲時發明轟動計算機界的“隔離-阻塞”電路。
 
    其發明材料存于中央檔案館,現仍存于中央檔案館,且永遠存放。
    該發明成為中國半導體計算機第一發明。
 
    發明2.康鵬1963年26歲時發明高抗干擾“推拉觸發器”。
 
    發明1.與發明2.兩項發明,國防科委擬命名為 “康鵬電路”。
    2007年2月8日,在慶祝中國電信50周年的晚宴上,為感謝哈軍工對中國電信的支持,印發了信息產業部原副部長朱高峰院士感謝哈軍工的信函。張琪司長還向康鵬頒發了一尊刻有“康鵬電路”和“發明人康鵬”的水晶紀念獎杯。
 
    3. 康鵬對中國首臺晶體管計算機441-B的貢獻
 
    該機使用的是“康鵬電路”。診斷該機故障的檢測指令為康鵬所設計。
    距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不過兩周,我國首臺晶體管計算機441-B問世。康鵬作為研制組副組長、邏輯設計師所研制的441-B計算機,成為中國首臺走出“仿制”的半導體計算機;并成為使用“康鵬電路”的“六最”計算機,即可靠性最高、可維性最好、產量最多、應用最廣、對高等院校貢獻最大、影響最深的計算機。
    1964年10月底前,441-B進入了考機狀態。從考機開始就日夜廝守、寸步不離的國防科委兩位參謀唐遇鶴、袁林祥直到11天11夜連續268小時的考機發生故障,并很快找到故障,一支脈沖變壓器壞了。唐遇鶴與袁林祥一起又人為地給441-B制造了一個故障,通過康鵬設計的441-B檢查指令及相應檢驗程序將故障定位到插件板一級的功能,很快找到了故障部位,兩位參謀露出滿意的笑容。  441-B計算機研制成功的消息及其可靠性、可維性很快傳到北京,傳到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那里。聶榮臻元帥下令:441-B盡快生產,盡快推廣應用!
     3年前的2009年,由我國計算機史學家徐祖哲先生發掘出如下事實:
    因中國首臺晶體管計算機441-B 1964年問世,“三不”教授康鵬獲1965年新中國首次設立的國家最高發明金獎。
    獲得的是:
    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發明證書”四字的0296號發明證書和親筆題寫鑄有“發明”二字的金質獎章。
    遺憾的是,因“文革”烏云到來,為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發明證書”四字的發明證書和親筆題寫鑄有“發明”二字的金質獎章無人敢發而流產(眼看到手的萬元巨額獎金被取消)。
    這殊榮因為是空前絕后,更具有無可比擬的當代中國科技歷史價值。
 
    1965年3月1日至4月17日,哈軍工舉辦培訓班,16個單位64人參加了441-B復制和推廣集訓。康鵬自然是441-B培訓班主講。從“康鵬電路”講起,講到邏輯設計,講到指令系統,講到調機方法和應用檢查指令尋找故障的原理。一句話,他對培訓計算機人材、推廣計算機應用、推動我國計算機事業發展立了大功。
 
    上海交大、成都電訊工程學院、西軍電、西工大、北京工業學院等都參加了441-B培訓班,并都相繼仿制成功。第一批共生產11臺。哈軍工與天津電子儀器廠合作建成生產基地,達到了年產14、15臺的生產能力。還有一批441-C、441-D型產品,現在統計到的數字是62臺。培養了數以千計的開發、應用人員,441-B占當時全國計算機的1/3以上。總數上百臺的441型計算機的應用已遍及全國。
    1965年,哈軍工在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調試441-B,天津電子儀器廠也派員參與。年底,調試成功,劉居英院長春節前發來慰問電。1966年春,就是這臺機器,在北京展覽館展出。
 
    4. 康鵬1968年31歲時率37組創“國際一席的數字仿真”
 
    看過2012年6月29日中央電視臺播放的載人神州九號飛船錄象后,可以想想得到,在神州九號飛船每個關鍵部件、關鍵系統,都經過無數次的數字仿真、物理仿真。
    航天員每次進行航天環境下適應性物理仿真后,都要通過醫生進行身體檢查,而后再通過電腦對航天員進行數字仿真分析,為醫生提供量化分析數據。在航天員經過無數次的數字仿真、物理仿真之后,才敢和才會最后出現載人神州九號飛船與天宮一號交會對接、準確落地的場面。
    “三不”教授是《中國數字仿真的先行者》。該文為國防科工委創作員2004年寫。發表在總裝備部所屬《神劍》雜志上。
    2012年的網文“康鵬教授談科學成就最大的37組--創中國五大科技記錄”,其所創中國五大科技記錄的第一大科技記錄就是開創“數字仿真”。開創“數字仿真”的背景是:
    在越南抗擊美國狂轟爛炸的初期,785廠生產的仿蘇六型機電指揮儀攔擊直線飛行的美國飛機還很有效,每天都有擊落多架美機的好消息傳來。但是后來美機改為“山羊跳”(爬高俯沖)等機動飛行后,就很難聽到擊落美機的消息。
    交給37組的任務就是要打“山羊跳”等機動飛行目標。怎么打“山羊跳”等機動飛行目標肯定是37組研制441-C高炮指揮儀的一道大難題。不然,785廠、指揮儀研究所等早就解決了!
    37組不到兩年,即1967年夏天就把441-C指揮儀樣機搞了出來。并拉到國家靶場做試驗,以便暴露系統方面的問題。
    國家靶場使用蘇聯對高炮指揮儀的檢測方法,每次都興師動眾地動用飛機、調動高炮部隊(動用高炮、雷達)。特別是靶場那一整套測試設備,例如從瑞典進口撲捉靶機數據的電子經緯儀,它受天氣制約性很大:
    飛機陰天不能飛,黑夜不能飛,有霧能見度低不能飛。還有,即使天氣好,因進行統計分析,飛機一旦飛偏了不算數,同步照相照漏了不算數,今天沒飛完,要等下一次,而下一次可能就要等上十天半月。
    總之,每次檢測過程至少兩三個月,甚至半年,耗掉巨大資金,人力物力。盡管如此,它也只能暴露被檢測高炮指揮儀的問題,而不能指出問題之所在!
    如此檢測周期,要研制的441-C高炮指揮儀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研制成功!?
    這就迫使37組在研制441-C高炮指揮儀的路途上,第一關就是要對國家靶場檢測方法進行“變革”。
    不“變革”,441-C高炮指揮儀研制任務注定失敗!
    鑒于此,盡管處于“文革”亂世環境下,37組也要將高炮指揮儀研制任務轉向高炮指揮儀“科研工具”的研究。
    這一轉向是被國家靶場漫長的高炮指揮儀檢測周期‘逼’出來的,是與越南戰場急需高性能高炮指揮儀不相適應‘逼’出來的。
    對37組來說,正常情況下要向系里匯報要求轉向研究,即將國防科工委所下研制高炮指揮儀的任務,轉向其“科研工具”研究。
    系里哪敢拍板定案,要向院里匯報。院里何敢作主,要向國防科工委匯報。
    “文革”使各級機關癱瘓。37組系里、院里無人管。在這種情況下,37組大膽的提出設想:
建立一個能替代國家靶場的“室內”高炮打機動飛行飛機的數字模擬環境,即數字模擬機動飛行飛機飛、數字模擬高炮炮彈打。并可重復飛,重復打,可根據性能需要由軟件不斷進行調整、變化。
    37組后來將這種數字模擬方法的設想,稱計算機“數字仿真”。
    37組意思到使用計算機“數字仿真”不但對研制高炮指揮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且,作為科學研究的“科研工具”更具有廣泛意義。
 
    37組開創計算機“數字仿真”無比艱辛:
    37組為實現高炮指揮儀對“山羊跳”等機動飛行飛機射擊過程的計算機“數字仿真”,就得使用441-B計算機進國家靶場錄取靶機模擬美機進行“山羊跳”等機動飛行的實際數據。
    37組就得冒著 “文革”亂世遭來‘現行反革命’的政治風險,決定將441-B計算機運進國家靶場。
    441-B計算機如何安全的運進國家靶場,37組著實動了一些腦筋……
    在37組一再碰釘子的情況下,為錄取計算機“數字仿真”所必須的靶機飛行航跡數據,無奈地決定將四個大機柜和控制臺構成的441-B計算機搬運至國家靶場。
    441-B計算機整套設備破例放在火車郵政車箱內,并由37組一人在車箱內看管。
    裝汽車、裝火車,又裝汽車,幾經折騰,總算把441-B計算機運到了國家靶場崗上試驗場的帳篷里。
    當時,進國家靶場的還有現已年過八十的哈軍工科研處兩位參謀邵國材和寧鋼。
    441-B計算機幾經裝卸折騰和途中顛簸,還能不能靈光?
    十來個人下車,顧不上休息,在帳篷里把插件一個個裝好。
    恢復機器時,運行檢查程序有誤!
    37組只有康鵬一人熟悉441-B計算機。他趴在帳篷地上,一邊看441-B計算機圖紙,一邊看示波器。看到不正常的波形時,安裝441-B計算機純熟的工人彭昌貴(現為國防科大退休工程師)就觀察焊點。看到虛焊時,就補上幾烙鐵。全套設備幾萬個焊點中,多處出現虛焊。
    在帳篷里,一到晚上氣溫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開始大家擔心機器能否經受得住這低溫。真是老天保佑,441-B計算機機柜外圍玻璃都凍裂了,凍掉了,它還照常工作。
    康鵬事后留下了如下記事游詩:
    441-B計算機出征贊:
    數字仿真新創舉,搬機何懼禍上身。
    千里冒險幾經顛,數錄航飛白城邊。
    百獸御寒深谷去,崗上枯草伏地眠。
    帳內提心開機試,天公暗助不停轉。
 
    在國家靶場艱辛的渡過兩個月后,將成功錄取的靶機“山羊跳”等機動飛行數據,通過穿孔員轉換成計算機使用的0和1穿孔紙帶。
    由441-B計算機和441-C指揮儀樣機兩機聯機構成的441B/C“數字仿真”計算機1968年研制成功。
    37組開創國際一席的“數字仿真”誕生。
    有了441B/C“數字仿真”計算機對高炮打飛機進行仿真,不僅省錢、省人力、物力,不用高炮、飛機,在室內就可以搞虛擬飛機飛,虛擬炮彈打。可以在任一時間段重復虛擬飛機飛,虛擬炮彈打,可以白天飛、白天打,晚上飛、晚上打,每時每刻可以飛、可以打。因為能夠重復觀察現象,暴露問題,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美國 “數字仿真”計算機是1978年問世的AD-10。而37組的“數字仿真”計算機是1968年,超前AD-10十年!
    計算機“數字仿真”已經發展成為進行工程設計、科學研究離不開的“工具”科學。
 
    5.康鵬率37組首創首用人工智能“心理”狀態因子算法
 
    由國家靶場獲得的靶機“山羊跳”等機動飛行數據和目標按直線飛行假設進行高炮射擊的數據,其差為射擊精度誤差。
    若縱座標表示射擊精度誤差,橫座標表示高炮射擊時間。筆繪儀畫圖看到,如此大的射擊精度誤差怎能在越南戰場上打下“山羊跳”的美國飛機!
    由此,要想打下“山羊跳”等機動飛行的美國飛機,就必須屏棄各國沿用的高炮射擊過程飛機按直線飛行進行假設的理論。
    要想解決打“山羊跳”等機動飛行飛機的問題,就得探尋和提出高炮射擊過程的飛機機動飛行航跡理論。
    要建立飛機機動飛行航跡理論自然又是研制高炮指揮儀的另一大難題。37組依靠441B/C“數字仿真”計算機解決了這一大難題。
    計算機“數字仿真”筆繪儀畫圖發現,飛機本來是直線飛行的,突然要爬高俯沖或盤旋俯沖,筆繪儀畫圖射擊誤差驟然增大。為甚么?因為我們的高炮射擊受騙于飛機駕馳員誘騙機動飛行。
    飛機駕馳員的這種“心理”,反映在筆繪儀畫圖射擊誤差驟然增大上。據此,37組提出預測飛機機動飛行航跡的“心理”狀態因子人工智能算法。
    使用這一算法,在441B/C“數字仿真”計算機上以國家靶場獲得的“山羊跳”等機動飛行實際數據,作為虛擬飛機隨時“飛”的數據。以國家靶場高炮射表獲得的高炮逼近函數數據作為虛擬高炮隨時“打”的數據,同時筆繪儀畫出射擊誤差曲線圖。根據誤差曲線,不斷修改“心理”狀態因子算法參數,直到打俯沖機的誤差小到最小為止。
    計算機“數字仿真”反復修改算法參數的過程,就變成了反復射擊“山羊跳”等機動飛行靶機的過程。通過多次的參數修改過程,最終就可找出“心理”狀態因子算法最佳射擊參數。
 
    6. 康鵬率37組創數字高炮指揮儀三個第一
 
    創智能軟件第一;創射擊命中率第一;創中央軍委炮兵正式命名第一。
    1969年秋,37組完成了具有最佳參數的“心理”狀態因子人工智能算法軟件。
并由此,441-C高炮指揮儀的軟件研制工作已基本完成。441-C高炮指揮儀的研制中心轉移到硬體上來。
    按照毛主席 “要狠抓一下雷達、指揮儀、光學儀器。要減輕重量,提高質量,增加數量。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最高指示精神,黑龍江省佳木斯市電子儀器廠,哈爾濱無線電三廠,北京無線電三廠,天津市電子儀器廠,4882部隊,參加了1969年哈軍工37組441-C高炮指揮儀的會戰。
    1969年10月23日,在哈軍工寫下了441-C高炮指揮儀會戰紀要。
 
    按照會戰紀要精神,以天津電子儀器廠為主力軍的會戰各方,1971年生產出符合部隊基本要求。
1972年6月12日,裝有‘心理’狀態因子軟件的智能高炮指揮儀441-C與列裝六型指揮儀進入昌黎靶場,對殲-六靶機進行實彈射擊。
    實彈射擊現場,毛澤東主席的親家、炮兵孔叢周副司令員坐鎮。
    441- C指揮儀與列裝的仿蘇六型指揮儀進行‘比武’大賽:
    雷達接收殲-六靶機的數據同時送入441-C仿真計算機、441-C高炮指揮儀和仿蘇六型指揮儀。
‘比武’雙方8門高炮按序列擺在靶場上。
    37組五個人一人一個崗位。李思昆在炮位負責報精度。康鵬事先與他已約定好,每打一次,就用不同的方式揮手給他報告。
    俞午龍、周鳳武在帳篷里,觀察441-C仿真計算機實時錄取殲-六靶機數據和仿真射擊精度效果(與441- C指揮儀射擊殲-六飛機精度基本吻合)。
康鵬和王萬章盯著指揮儀操作。
 
    441-C指揮儀打殲-六靶機結束后,高炮團團長握著康鵬的手說:“打的太好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實打記錄中,每頁上端都印著毛主席的一段語錄:“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部隊番號:636團1連;射擊指揮員:武保臣;射擊時間:1972年6月12日;射擊目標:殲一六;射擊高度分別為4500米、4600米、4700米、4800米;觀察卡片整理人:高長付。
    仿蘇六型指揮儀打殲-六飛機俯沖結果,不見彈:
    第一個航次,8發炮彈光禿,不見彈。第二個航次,打8發,又全是光禿,不見彈。第三、四個航次,六型指揮儀干脆就不打了。
    441-C指揮儀打殲-六飛機,四航次爬高俯沖:
    打靶彈32發,命中彈為16發。命中率百分之五十,或說命中率為二分之一。
    命中率高到勝似導彈打飛機!
 
    441-C指揮儀打殲-六飛機,四航次盤旋俯沖:
    打靶彈32發,命中彈為15發。命中率百分之四十八,或說命中率近二分之一。
    命中率也高到勝似導彈打飛機!
 
    臨場孔叢周副司令員觀察和知道以上如此高的結果時,大喜:“你們是我軍數字指揮儀的鼻祖。”
    昌黎打靶,為甚么對殲-六飛機“山羊跳”等機動飛行打靶命中率高到如此出奇的高?
    這自然歸功于數字仿真。
    如果不親臨現場,實在難以理解,難以置信!
 
    中央軍委炮兵1975 年將441-C高炮指揮儀正式命名為“59式57—l”數字指揮儀。
    本來1975年就準備批量生產裝備部隊的,直到“文革”結束后,才聽說:四機部王諍部長講批量生產441-C ,部隊要多少天津就生產多少。
    天津電子儀器廠是參與研制441-C的主要廠家。可以說,沒有天津電子儀器廠就沒有441-C高炮指揮儀。從441-C結構設計、定型到電子安裝、測試、生產等,幾乎全靠天津電子儀器廠。
 
    7.康鵬發明邏輯化簡與故障檢測統一的B算法
 
    進入八十年代,康鵬作為中國第一位數字仿真研究生導師,在他講述邏輯函數與故障檢測的過程中,思路大開,并產生了重要結果。他根據原函數與其補函數相乘恒為零的性質,得出不需要任何邏輯化簡技巧、按單一“機械”化簡法則就可將組合邏輯函數簡化。以該方法的產生原理,稱其為“補”算法或按拼音首母為B算法。B算法還有獨樹一支、與眾不同的另一突出特點,那就是B算法化簡邏輯函數的過程,同時也是產生邏輯函數故障檢測集的過程。故B算法是邏輯化簡、故障檢測與數字線路動態測試的統一算法。B算法在輸入變量較少的情況下適用于手工演算;在輸入變量較多的情況下適用于計算機演算。康鵬給他的研究生和當時的應屆畢業生講述了B算法。其后,該算法曾考慮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誰知國防科工委更重要的科研論證任務,直接下達給他。他只好把B算法放在一邊。誰又會想到,這一放置就再沒空閑發表B算法了。每每想起B算法不為社會所知,不為社會所用,他就深感遺憾。
 
    8. 康鵬率37組創三臺DG-1多功機隨三船參加580南太平洋洲際運載火箭首次發射試驗
 
    解除“EBC”憂慮的是四機部羅沛霖老博士(兩院資深院士):
    1972年6月昌黎靶場勝利歸來之后,37組轉向了441-C要改用集成電路的問題。只有如此,它才能小型化,才能在實用性、可靠性、可維性方面邁進一大步。
    如果現有的集成電路再擁有“隔離阻塞”邏輯電路(“康鵬電路”)的靈活性,其功能就可達到中規模集成電路的水平。
    康鵬轉向“隔離阻塞”邏輯移植到“同等集成工藝,集成功能倍增”的“EBC”集成電路上去的思考。
    那計劃經濟的年代,有哪家集成電路廠家敢做“EBC”實驗?
    我國任何一款列裝高炮指揮儀,論打機動飛機的射擊命中率,遠遠比不上441-C智能高炮指揮儀。
    但當時該指揮儀存在著電子硬體落后導致可靠性、可維性、可用性太差的問題。
    根據441-C智能高炮指揮儀的缺陷和問題,羅沛霖老博士1973年提出指揮儀要小型化、多功能:陸上用、艦上用、機載用。并為此再組織一次大會戰。
    羅老博士通過四機部撥專款四十萬給8331廠,負責研制EBC集成電路。
    大會戰在上海后方基地研制高炮指揮儀的5339廠進行。
    當時,屬七機部的長沙工學院接受了參加四機部這次大會戰的要求,四、七機部聯合向長沙工學院下達研制小型化、集成化、高可靠、多功能的DG-1多功機研制任務。
    37組從此改稱DG-1多功組。人員為原37組的六名成員:康鵬、俞午龍、李思昆、王萬章、戴世宗、盧經友。
    康鵬任聯合會戰組組長兼多功組長。四機部5339廠和太原785廠任聯合會戰組付組長。
    八機部8357所,五機部207所,遼寧電子精密機械廠等十多家單位參加的DG-1聯合會戰組在該廠成立。其中,包括從上海元件七廠搬進“上海小三線”黃山績溪生產集成電路的8331廠。
    四機部派來丁正泰專門負責DG-1多功機會戰組的協調工作。很快,DG-1機研制工作全面開展起來。
    在5339廠苦干四年,成功地生產出使用EBC集成電路的三臺DG-1多功機。
    分裝在向陽紅10號導航船,遠望一號、遠望二號測量船傲游在南太平洋上的三臺DG-1多功機,成功地參加了轟動國內外的1980年580南太平洋洲際運載火箭發射試驗(和隨后的潛艇水下發射試驗)。
    當DG-1會戰組得知這一消息后,在安徽屯溪市召開了羅沛霖老博士主持的DG-1多功機鑒定慶功會。
    會議首先由工廠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1980年5月21日發來的賀電:
    “參與我國發射運載火箭的全體科學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工人、解放軍指戰員和一切從事試驗的同志們:我們熱烈祝賀你們向太平洋海域發射運載火箭成功的巨大勝利。....”。
    接著,康鵬作了DG-1多功機研制過程及技術總結報告。
    1981年,康鵬在電子學報上發表了《DG-1型計算機可靠性設計技術》一文。
 
    9.康鵬作了航天部使用數字仿真、具有K-B算法的論證報告
 
    30年前的1982年,是國防科工委張愛萍主任大力主抓洲際導彈發射、潛艇水下發射和同步通信衛星發射(代號“331”)三大任務的一年。當時簡稱“三抓”,其中發射同步通信衛星遇到了難題,同步不了。
    張愛萍主任問道,國外發射同步通信衛星是怎么同步的?
    航天部的同志答道:國外發射同步通信衛星前,先進行仿真。
    康鵬接著講了進行仿真的四種方法。模擬機仿真,計算機數字仿真,物理仿真,和數字、物理并用的混合仿真。
    模擬機仿真因仿真精度太差,很少使用。
    物理仿真最大優點是逼真,缺點是周期長,開銷大,而且用一次就報銷。
    數字仿真最大優點是可回到任一時間段返復仿真,充份觀察和暴露該時間段的問題。
    某些方面更宜于采用數字仿真。如氣候仿真、水壩仿真、原子彈仿真等。
    張愛萍主任接著問航天部的同志:你們的意見是采用哪種仿真?
    答道:航天部的主流意見是進口美國的混合仿真機Hgshare-700進行仿真,以找到同步通信衛星發射過程同步不了的原因。
    可是,在進口美國混合仿真機Hgshare-700問題上遇到了麻煩。美國人說可以賣給你。而且我們已經進了一臺,就在哈工大。但美國人在答應你的同時,又提出兩個條件:第一,不準用在軍事上,  或者與軍事相關的項目上。第二,機器的關鍵部件及軟件不給。
    本來美國政府這種刁難和監督使用的第一個苛刻條件就已經讓人難以容忍了。第二個條件就等于沒法讓你使用,買了也是白買!
    進口一臺混合仿真機Hgshare-700需要花700萬美元。為了發射同步通信衛星,有關部門已決定進口三臺,并已與美方談判簽定了協議書。
    張愛萍主任知道這件事后,非常氣憤地說:進這種不能使用的機器,等于是賣國主義,喪權辱國!
隨后,張愛萍問張震寰付主任、李莊秘書長:航天部要的那種仿真機,我們能不能自己搞?能不能找個替代辦法?
    李莊秘書長答道:早在十多年前,哈軍工的康鵬就搞過數字仿真。能否請康鵬到北京來一趟,聽聽他對搞仿真的看法。
    張震寰付主任插話道:我完全同意李秘書長的意見。在“文革”暴發前夕,我們曾給哈軍工下達過高炮指揮儀的研制任務。哈軍工交給康鵬負責研制。在研制中,康鵬使用了數字仿真。
    張愛萍主任聽到這里后說:快快叫康鵬來北京。
    李莊秘書長將張愛萍主任的這一指示,傳達給了國防科大的康鵬。
    康鵬到北京后,張震寰付主任將張愛萍主任大力“三抓”的事,同步衛星不能同步的事….給康鵬講述了一遍,而后說,我們把你叫來,就是為了這事。你考慮考慮,能不能不用美國的仿真機?
    問到這里,康鵬馬上想起14年前被“文革”亂世及其它弊端埋沒至今所開創的數字仿真。想到這里,康鵬做了積極的回答。
    康鵬返回國防科大后不久,帶著他的兩名數字仿真研究生張晨曦、吳青及剛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師李曉波再次到京。
    到京的還有國防科大的金士堯教授、胡守仁教授等。
    1982年6月,在京為康鵬召開了航天部仿真論證會。論證會在國防科工委主持下進行。各有關部及清華大學等院校近百人聽取了康鵬的論證報告。
    康鵬論證了航天部衛星發射過程與441-C指揮儀高炮射擊過程的類似性,并由此得出結論:可用數字仿真計算機對衛星發射過程進行仿真。還論證了航天部發射衛星采用數字仿真的現實性及優越性。
 
    在仿真論證會之前與張晨曦、吳青、李曉波一起來到北京為仿真論證會報告作準備。住在航天部招待所。隔壁就是國防科工委情報資料研究所。
    仿真論證會之后,張晨曦、吳青、李曉波三人集全部精力,使用情報資料研究所的UNIVAC計算機改進R-K仿真算法。
    研究生張晨曦等三人根據康鵬的意見進行改進,取得成功。并稱改進的算法為K-P算法(康鵬算法)。
    國防科工委情報資料研究所以“UNIVAC計算機數字計算取得重要進展”為標題,在國防科技簡報上發表出來(早已解密)。
    簡報中說:
    “在331工程數字仿真常微分方程初值求解的方法上,原來采用Runge-Kutta方法(簡稱R-K方法,計算時間較長。如320計算機要用38分,就是UNIVAC1100/10計算機也要用9分4秒。”
    “后來,康鵬付教授在航天工業部一院十二所編寫的331數字仿真程序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方法,即K-P方法。采用K-P方法以后,計算時間明顯減少(見表)。”
    “上述331工程數值仿真計算和估算的結果表明:
    1 、采用計算速度更快的VAX-11/380計算機,不但可以滿足 331工程的實時仿真要求,而且還有一定的余量。
    2 、在計算機仿真中,仿真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很有潛力的,因而對仿真方法的研究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K-P算法解決了航天部衛星發射數字仿真的現實性問題。
 
    數字仿真論證會后,國防科工委作出大力發展數字仿真事業的三項決定:
    決定之一:航天部應用數字仿真。并停止進口美國的Hgshare-700混合仿真機。
    就是這一決定,航天仿真事業從此得到高速發展。
 
    決定之二:向國防科大下達研制數字仿真機的任務。
    就是這一決定,國防科大1985年研制出以金士堯教授為總工程師、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銀河仿真Ⅰ型機和1995年研制出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銀河仿真Ⅱ型機。
 
    決定之三:康鵬在京籌建系統仿真技術研究所。
    在京籌建期間,康鵬于1984年調入北京軍事學院。1985年年底北京軍事學院并入新成立的國防大學。
    1986年康鵬受張翔(張愛萍之子)之托,給錢學森主任寫計算機作戰模擬(數字仿真)建議報告。
    這一委托使康鵬想起錢學森主任單獨接見他談巨型計算機的事:
    康鵬1977年先是代替慈教授到北京為國防科工委領導進行計算機講座。講座這天,大廳座無虛席。因為康鵬講得通俗形象,領導聽的聚精會神。
    這次講座結束后,受到國防科工委領導的接見,對康鵬生動易懂的講座大加贊揚,并告訴他,錢學森主任有要事要到你院去,并提出巨型計算機上馬的問題。
    不久,計算機研究所通知康鵬,說錢學森主任要見他。對康鵬來說,他內心里當然很高興,很激動。
    康鵬在湖南蓉園賓館看到錢學森主任。
    錢主任十分客氣、十分熱情地接待了他并請他入座。緊接著,錢開門見山地說:“請你來,就是聽聽你對研制巨型計算機的看法。”
    康鵬因為有了準備,他就直接了當地談了個人看法:“研制巨型計算機要與學校為軍隊服務的長遠目標相結合,要可進可退,可大可小。因而,巨型計算機結構采用分布式為宜。它的最大好處是與微機相結合,它的難點是軟件。”錢學森主任要康細細談下去。就這樣邊問邊答,直到服務員提醒吃飯時間到了為止。
 
    就是這次親切談話,康鵬才1986年接受了張翔之托,給錢學森主任寫了計算機作戰模擬(數字仿真)的建議報告。
    報告寫好經張翔修改后,由二炮834辦公室負責打印送錢學森主任。不久,834辦公室收到了錢學森主任完全支持所寫建議報告的回復信件。該回復信件保存在834辦公室。
 
    10.康鵬發明“電話/電腦撥碼操作”人人會用的袁氏話屏
 
    1986年,正是全國刮起一股大搞“辦公自動化系統”之風的一年。這風也刮到國防大學。根據某領導的指示,康鵬無奈地終止了他進行數字仿真的研究,轉上了研制校辦公自動化系統。
    可以說,校領導百分之百分不懂電腦,不懂微機。就是社會上也很少有人懂電腦,懂微機。那為甚么社會上紛紛搞起由多臺微機構成的辦公自動化系統?...。
    老將軍李德生政委在國防大學德高望重,其權威性無人所及。為保護康鵬的創造才能,給他成立了不受周圍環境干擾的袁氏話屏研究中心。該中心直屬校里袁俊副校長領導。
    在如此保護的環境下,他擺托社會上大搞“辦公自動化系統”之風的約束,尋找解決校領導直接使用微機(電腦)的途徑。
    康鵬苦思冥想,終于想到了校領導使用微機(電腦)的辦法,想到了校領導人人會用電話機撥碼,并由此想到了只要校領導面對的是電話機,而不是望而生畏的微機(電腦)西文鍵盤,就解決了校領導直接使用電話機間接使用微機(電腦)的問題:
    1987年他發明了像現今可視為\電腦的手機那樣“電話/電腦撥碼操作”人人會用的“袁氏話屏”。
    從這個意義上講,康鵬是“電話\電腦撥碼操作”的先行者。
    康鵬祖姓袁,故系統冠名“袁氏”,“話屏”即“電話撥碼操作,熒屏顯示信息”,合稱“袁氏話屏”。
    領導直接使用微機‘太難’的問題,由此得到解決。
    1988年建成了供國防大學校長張震、政委李德生等校領導直接使用的話屏電腦系統。并為該校贏得中國華蘭德公司百萬技術轉讓費。
 
    1988年7月,在國防大學召開了以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后稱院士)、國防科大副校長慈云桂教授為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袁氏話屏鑒定會。
    鑒定書結尾中說:“用戶可像使用電話一樣簡便地使用該系統,消除了直接使用微機的種種困難,解決了微機難以為民眾使用的問題,提高了微機的使用效率。這項發明是微機廣泛應用于我國社會的重大技術突破,必將推動微機在各個領域的應用。”
 
    1990年,國家科委將袁氏話屏作為超前技術、高科技火炬計劃立項發展。
    這一年,李德生政委調離國防大學。
    1991年,國家科委將袁氏話屏立項到安徽揚子電氣公司。
    國家主席江澤民對袁氏話屏特別重視。1991年在一次談話中特別叮囑國防科工委丁恒高主任要關心“袁氏話屏”。
 
    11. 康鵬發明“電話/電腦撥碼操作”的“三呼”追身通信
 
    在張愛萍之子張翔的支持下,1994年利用二炮神劍尋呼臺建成了 “三呼”追身通信系統。并實現了“三呼”追身通信功能:
    用戶使用“三呼”PC機電話(市場上隨處可買到的普通電話),只要撥通神劍尋呼臺和用戶呼機號,再撥碼追身通信發短信至漢顯呼機,可謂一呼。
    用戶使用“三呼”PC機電話,只要撥通神劍尋呼臺和用戶呼機號,再撥碼追身查詢信息自動進漢顯呼機,可謂二呼。
    用戶使用“三呼”PC機電話,只要撥通神劍尋呼臺和用戶呼機號,再撥碼發送電子郵件至神劍尋呼臺追身通信系統,并自動追身通告收方漢顯呼機,可謂三呼。
    這一自動通知追身收方呼機‘有郵件’、對消除發方擔心收方是否知道郵件已到的重要功能,至今還不能免費自動通知收方手機!!
    1995年10月,在二炮的竣工報告中,高度評價了“三呼”技術在國防建設上的戰略意義:“該技術將會促進機關及部隊的軍事指揮自動化向更靈活、機動性強的方面發展,也有利于尋呼臺的發展和尋呼臺的軍事、經濟、社會效益的提高。”
    地方用戶單位贊揚“三呼”追身通信技術是“呼出民族精神,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 的技術。
    北京市話局286尋呼臺、大慶訊通尋呼臺建成了“三呼”追身通信系統。
    新成立的中國聯通公司總經理李慧芬(現為哈軍工-北京校友會會長)是低康鵬幾屆的哈軍工校友。當1989年袁氏話屏提供給天津市政府使用時,這才知道她在天津任天津副市長。
    “三呼”追身通信正急待與她任總經理的聯通公司合作。
    康鵬就提筆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到:
    “李總,您好。3CALL技術(即“三呼”技術)可使聯通公司的191、192公眾尋呼網又成為追身通信服務網。在該網自動支持下,各行各業、大小集團皆可建立服務于用戶的全自動追身服務系統。接著寫的是“三呼”的三類功能。”
    李慧芬總經理在信的上方作了親筆批示,并派技術人員(其中一名是王守覺院士的研究生)來看“三呼”演示。看了追身發報至呼機后,情不自禁的說:“這是呼機的革命,這是尋呼臺和尋呼網的革命。我們一定向公司匯報“三呼”的深刻意義。期待與康教授合作。”
    不久,那位研究生來電話說:“聯通公司像我一樣認為“三呼”確實很好。但聯通公司正忙于在全國各地新建擴建尋呼臺,只能忙過這段時間再談“三呼”合作一事”。
 
    慷慨激昂的“三呼”報告
 
    1997年是國防大學校領導要對國家發明專利“三呼”追身通信進行鑒定。
    康鵬教授堅決反對。并問道:“哪有對國家發明專利進行鑒定之說!”
    鑒定會還是召開了。他終生難忘,這一年他是60歲。這一年他終生成為不是院士、不是官員、不是將軍的“三不”教授。
 
    這故事產生之后,幸運的是,參加“三呼”鑒定會的信息產業部人員將 “三呼”這項成果傳到校外,傳到了湖北郵電通迅公司。
    該公司總經理馬穎女士專程來北京看“三呼”追身通信演示。看后說:“意義太大,意義太大!康教授,這樣吧,我只提一個要求,即看看你的專利說明書,咱們就可先簽一個讓你放心的放心協議。”
    “三不”教授康鵬說:“不但專利說明書可以看,而且你只要滿足我一個要求,即找個大公司進行經銷,你公司生產,我就將“三呼”追身通信技術無償的交給你公司”。
    “三不”教授讓她看了“基于電話的自動信息服務系統”發明證書,并看了發明說明書。當看到“急務電話編碼追身通信(信息直通車):發方的電話機就是發方編碼信息發送機;收方尋呼機就是發方信息的接收機”“發方利用電話直接撥發中文信息編碼,收方的漢顯尋呼機隨之接收到發方所發的信息”后,她高興地握著康鵬的手說:“妥了,你就聽我的消息吧!”
    馬穎女士辦事真是痛快之極。
    沒過幾天,馬穎又來到康鵬家,一進門就說:“康教授,我給你落實了,郵電部國信總公司要采用,請你去親自表演。”
    國家國信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已經在等候康鵬。一見面,他們就問康鵬:“康老師,這個成果,你什么時候搞出來的?”
    康鵬說:“哎呀,搞出來幾年啦,現屬你們公司的北京286臺從1996年就用了。”
    說完,他們便乘車來到286臺進行演示。
    1999年3月初,國信總公司便正式下文,先在北京、上海、廣州、濟南四大尋呼臺試安裝一套追身通信系統,然后在全國推廣。
    非常遺憾,后并入中國聯通的國信尋呼公司在2000年手機風暴到來之前,未能將“三呼”功能移植到代表移動通信年代到來的手機上。國信總公司不久重新并入中國聯通。
 
    這年3月末,國家科委火炬辦在北京召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新產品發布會。火炬辦主動通知“三不”教授:“康教授,你來把你的“三呼”追身通信產品也介紹一下吧。”
 
    “三不”教授坐在主席臺演講桌前,面對著麥克風,面對著國家科委火炬辦的領導同志和工作人員,也面對著臺下聽“三呼”追身通信報告的的客商們,似乎有一種遇到知音的感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那種要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良知,似乎只有在這里能夠得到交流和共鳴。他突然萌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沖動,要把積悶在胸中而又無處可言的淤塊在這里全部傾吐出來的沖動。于是,從他的胸腔里滾動出一連串擲地有聲的話語:
    “國際電信發展取得重大進步,我國電信服務行業蓬勃發展。電話、移動電話、傳呼、E-mail……”
    “在這蓬勃發展之中,經常聽到的看到的是摩托羅拉,是給小國瑞典帶來榮譽和利益的愛利信,是給小國芬蘭帶來榮譽和利益的諾基亞。”
    “市場經濟無情。你落后,人家就占領你的市場,民族工業受到損害,民族自豪受到傷害!”
    “在感嘆中悟出一個事實。光學、光仿、光趕不行!要創、要標新立異,要人家跟我學。民用工業要這樣,國防工業更應如此!‘創’能出志氣,‘創’能出榮譽,‘創’能出利益,‘創’能出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小國以色列就是如此!”
    “我們是洋洋大國,我們也得爭這口氣,拿出自己的拳頭產品,打入國際市場!”
    “‘創’就得有民族自豪感,‘創’就得有民族自信心,‘創’就得有‘呼出民族志氣、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的‘三呼’精神!”
    “三不”教授越講越激動,講著講著,一個老知識分子,一個從來不畏洋人,不畏書本,不畏權威,甚至不畏權利強暴的錚錚漢子,卻在這種場合下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沖動。
    火炬辦主任王瑞明代表在場所有人的心愿,走近“三不”教授,緊緊握住他的手激動地說,“康老師,但愿有一天,追身通訊全國普及!”
 
5.從三次易姓到十一項發明歷程
 
    康鵬報考藝術學校
    踏進姐姐家門,見姐姐正在廚房做飯,康鵬猶豫不定地走近姐姐身邊說:“姐,我填完報考志愿了。”
    “報的什么?”姐姐很關心地問。
    “藝術學校。”康鵬怯怯地回答。
    姐姐一聽,火了。正在做飯的手連在胸前圍裙上擦都沒擦一下,一把揪住康鵬的耳朵打著轉悠說:“不行!咱爸小時候當戲子被人瞧不起。我絕不讓你去學唱歌唱戲。改填志愿,上高中,上大學!”
    姐姐擰著康鵬的耳朵原地又打了幾個轉兒,急急地問:“聽見沒有?”
    康鵬疼得歪著嘴說:“姐,俺聽見了。”
    姐姐一句“戲子”的話深深地刺痛了康鵬的傷心之處,一下子勾起了他對童年往事的回憶:
 
    康鵬原籍山東魚臺,本姓袁。
    父親袁如祥從小失去父母,無依無靠,得了黃膽病,在村坑邊曬太陽等死。一天,唱花鼓戲戲班子經過村邊,發現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小孩,戲主出于憐憫心,把他帶走收養,長大后當了戲子,隨戲班唱起花鼓戲來。到了娶媳婦年紀,舊社會把戲子視為下流人,哪能找得上媳婦。
    父親袁如祥無奈地跑了。他闖關東,闖到唐山落腳,成了唐山開灤煤礦的工人,后來成家。他晚上下窯挖煤,白天擔水賣水度日。
 
    母親袁李氏為礦工補衣襪,就這樣免強度日。后來母親帶著康鵬回到家鄉魚臺小袁家,耕田為生。
1947年,魚臺遭受特大干旱,地里莊稼幾乎顆粒無收。又加上戰火連綿,到處兵荒馬亂,農民討飯都沒處討了。母親一天到晚為養活康鵬這個袁家的根發愁。無奈之下,母親只得把康鵬寄養給一個行中醫叫任怡田的家里。自康鵬被寄養日起,便隨任怡田的姓改為姓任。盡管任怡田對康鵬也很疼愛,但10歲的康鵬已經懂得人間世事,他不堪忍受同齡少兒辱他沒爹沒媽的諷刺環境,一天深夜,他不辭而別,偷偷跑掉了。
    康鵬整整過了一年多的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流浪生活,差點送掉了小命。
    1949年5月,在乞討的路上,康鵬巧遇渡過長江的解放大軍。解放軍戰士救了他,他想跟著部隊走,因太小沒被收留,給他開了路條,順利地找到了母親。不久,母子二人便從小袁家一路討荒要飯、一路坐火車到了唐山,見到了失散多年的父親和哥哥。
    有一天,一個解放軍叔叔來到開灤煤礦找到了康鵬的父親,問道:“您是康隊長的父親嗎?我是來接她的弟弟到商丘上學的。”
    喜從天降,原來是多年沒有音訊的姐姐派來的送信人。參加革命后的姐姐化名康靜,曾任文工團的隊長。
    姐姐和姐夫在河南商丘工作,還是不小的干部呢。姐姐當時是商丘市婦聯主任,姐夫是商丘地區黨政軍一把手。
 
    康鵬上學了,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的苦孩子有超越其他孩子的刻苦讀書的倔強犟勁,學習成績非常好。小學在唐山開灤煤礦只讀過不到三年的書,就直接上了商丘一中。
    姐姐把康鵬的“袁”姓改為她的“康”姓,并給他起了一個自己勉勵自己的名字,叫“康自強”。
抗美援朝的1950年,在學校動員下,康鵬一心想當個坦克兵。姐姐不允。他躲開姐姐,穿上姐夫給他的皮鞋。這雙皮鞋是姐夫繳獲國民黨的戰利品,穿上太大,他就墊上厚厚的墊子,再戴上高高的帽子。個頭看上去達到了當兵的要求。他偷偷參加了坦克兵的報名,而且,也通過了,并參加了身體檢查。這一檢查,露餡了,他的實際高度不符當兵要求,被刷了下來。傳到姐姐那里,遭姐姐狠狠訓斥,并說:“你哪配叫“康自強”!”
    當姐姐氣消下來后,康鵬天天鬧著要姐姐改他的名字。
    疼愛他的姐姐給他改了保持至今的名字:“康莊大道,鵬程萬里,就叫康鵬吧。”姐姐對弟弟的前程寄予厚望。
    在商丘一中,沒人不知道康鵬的,沒人不知道他是個能歌善舞,活潑好動多才少年的,沒人不知道他是一心想當新中國 “冼星海”的。
 
    考入開封一高(當時稱河南師范學院附屬高級中學)
    康鵬考入開封一高后,興趣大變,三年的理工科成績全優。
    別看康鵬少時那樣窮苦,但有著一個聰明腦袋。他一向對別的學科不感興趣,唯有對數學物理獨有情鐘,格外偏愛。而且,學習中他還有一套獨特的思維方法和學習方法。每次上課,看上去,他似乎也規規矩矩地坐在課桌前,一副很認真聽講的樣子。其實則不然。他的腦子里卻在思考琢磨著學中遇到的難點難題。
    康鵬上課很少記筆記,偶爾記下些什么,那也都是他自己已經推導出來的東西。每次考完試,他的數學物理成績總是穩居班里前茅。同學們都覺得他很特殊,有的和他開玩笑,說他是個“怪才”。
康鵬的老師看到他填寫的報考志愿表,都無不為他惋惜。數學老師特意找到他說:“你數學這么好,報考北大也有把握,將來可以搞數學。報藝術學校太可惜了。”
    康鵬想起姐姐擰著他的耳朵要他報考高中的情景和數學老師的勸告,決定改填志愿。
    康鵬1955年18歲開封一高畢業。
 
    同年考入哈軍工。先在“預科”進行一年的軍人基本素質的訓練和語文、數學、物理、化學、俄語、政治、戰術等課程的加深學習。
    他不出大格,不圖先進,內務隊列邋邋遢遢。在預科每次隊列檢查時,他總是班長關照的重點:“你的文明扣又沒扣!”,“你的衣領太臟了!”,幸虧他沒有胡子,不然,還有一條“你的胡子太長了”。
    1956年,他在哈軍工由預科升入本科海軍工程系。
 
    康鵬從來都是按照自己的愛好和意愿去學習的。這樣,必然和當時的政治背景不相適應。反右期間,有人提出哈軍工進行“保密大檢查” 是違反憲法的舉動。他表示積極支持。這樣,就把他拉向了右派的邊緣。
    1960年,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他對大鬧技術革命停課,大為反感,帶頭提出課程改進意見,例如,設置蘇聯柯崗編著的模擬計算機原理等。為此,他和蔣蓉蓉等同學遭到批判。
    他言行舉止非常滑稽幽默。每每高興之余 ,就模仿常香玉河南梆子中的一段 “ ...你要不相信哪,你就看一看,你穿的鞋和襪,身上的衣和衫,千針萬線都是咱們連吶...”。 他在學習中善于苦中取樂,每每難題攻破時,都會在宿舍里情不自禁地反復唱著“22 1”一句歌譜,同時,兩腳跺地伴奏。  他喜歡游泳,還特別喜歡籃球,在籃球場上帶球靈活,往往還伴有雜技動作,當如蛇行般地向前運球時,突然從腰后把球甩向同伙隊員,往往獲得出奇制勝的效果。他談吐速度極快,每每引起大家哈哈大笑的時候,他的話突然停下來,你們笑什么?那話是我說的嗎?引得大家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他具有極其豐富的藝術天才。1958年,詩歌畫運動時,哈軍工海軍工程系56-341班的詩歌大聯唱節目就是以他為主創編的。同學金國棟報幕:“下一個節目是:詩歌大聯唱。詩作者金國棟,詞作者康鵬,作曲康鵬,指揮康鵬,手風琴伴奏張占基。“哎呀東方紅啊,三面紅旗升上天...”。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在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自102班學習期間,由兩個人表演的節目中, 當時康鵬主演形體表演。“三度空間六面光,窗明幾凈亮堂堂,書桌整齊被成方,蒼蠅老鼠無處藏,……”只見他仿佛手持蒼蠅拍在打蒼蠅, 又仿佛手握掃把在向洞口逃竄的老鼠撲去。他的活靈活現地表演,令同學們笑的前仰后合,拍手叫好。

    康鵬最突出的是他自走一條“學、膽、思、創”之路。在“學”中,他又以自學為主、“課聽”為輔。聽課中,他又有“不學、漏學、跳學”之說。對酷愛數學的他來講,那“一學就會、不用就忘”的機械制圖課就屬“不學”之列。當年教機械制圖課的方老師在課堂上對他提問,讓他出了洋相,方老師提問倒三角符號在金屬加工件上是什么意思,他信口答道:“表面清潔度”,大家哄堂大笑。方老師風趣地說,你這是康氏定理。那不是表面清潔度,那是表面光潔度! 課堂上“不學、漏學、跳學”省下的時間被用到他思考和推導解決數學難題上。預習和自學高等數學是他提高自學能力的成功方法。偏科學習是他最突出的特點。感興趣的高等數學、理論電工、無線電理論基礎、脈沖技術等學科,他的成績非常突出。不感興趣的課或輔科,他每每都是只應付了事。康鵬的字如其人。他寫的字無體,無拘無束,從頭到尾向右傾斜。
     “膽”是本事的源泉。有膽就會抓住機遇,有膽就敢想敢創。“膽、思、創”成了康鵬敢于冒險、并走向成功之路的法寶。勤工儉學作電話交換機,在做銜鐵片時,為了把毛邊兒打光,需用銼刀去銼。怎么保證棱角90度,這可是快不得的細活。一個一個的用銼刀去銼,速度既慢也不能保證質量。康鵬想出個提高效率的好辦法,作了個簡單夾具,放了一摞銜鐵用砂輪兒打光,很快就完成了任務。就是這么一件小事,卻成為他走向發明創新之路的始點。
    海軍工程系電子通訊專科馬慶魁政委對于康鵬人生軌跡關鍵點起重要作用。1938年參加革命的冀中老武工隊長馬政委,傳承了陳賡院長官兵一家的人民軍隊民主作風。從舊社會康鵬逃荒要飯到今天的國防急需的人才入手,馬政委進行耐心地說教,硬是把這個“出身貧農的袁家,討荒要飯送給任家,后又跟隨姐姐姓康”的康鵬從危險的右派邊緣拉了回來。
    1959年,由于中蘇兩國政治緊張,在哈軍工的近百名蘇聯專家突然撤走,鑒于國防科研的需要,哈軍工成立了一批新的專業。急需一批從事新專業的教師。康鵬被叫到了馬政委辦公室,政委說:“你不是一天到晚喜歡數學嘛,領導決定讓你到清華去學習。準備一下,三天就走。”
 
    于是,他與曲庭維、常翰章、楊振濂等四人一起去了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借讀,這就為日后康鵬走入計算機領域作了最關鍵的鋪墊。當時,自動控制系和電機系在一個教學樓。由系主任鐘士模教授親自講授自動調節原理課。他深入淺出的講解,推導嚴謹的板書公式,使學生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童詩白教授講授電子技術基礎課,可謂一語道破真諦,妙趣橫生,令人回味無窮。……清華教師深厚的理論基礎,嚴謹的治學態度,言簡意賅的教學方法,教學和科研緊密結合的作風,為日后康鵬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機。當知道讓自己到自動控制系學習計算機時,康鵬心想,計算,計算,只要有這兩個字,就肯定跟數學關系非常密切,于是學習勁頭就更大了。
    在反右傾的學習和辯論中,有的說全民煉鋼連大人小孩兒都上山去煉鋼鐵了;有的說到處都是小高爐,鋼鐵和焦炭熔在一塊,可真是高碳鋼啊?!性格率直的康鵬,口無遮攔,也跟著放起炮來。他認為什么大躍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什么老百姓吃食堂一步進入共產主義,什么大煉鋼鐵“放衛星”,……都違背了客觀規律,也就時不時地從這顆數學腦袋里冒出些奇談怪論。那時,清華大學經常搞大批判,拔白旗,還發動學生寫稿子批判愛因斯坦,大幅“愛因斯坦算老幾”的漫畫到處張貼懸掛。康鵬問一位批判積極分子:“哎,你知道愛因斯坦嗎?懂愛因斯坦嗎?”對方斜看一眼,不知他又要冒出什么怪論。康鵬用不屑的口吻說:“你都不懂,還批判他?”參加政治學習、報告大會,腦袋開小差,使他主線的專業基礎和專業課的成績非常好。久而久之,康鵬給一部分人留下的印象是“只專不紅。”
    1960年初,大鬧技術革命的浪潮席卷整個清華園。系領導凌瑞冀作了動員報告。“0字班”是畢業班,真刀真槍搞畢業設計,自然是龍頭。小老弟兒“自5”為龍須,也不示弱。“自1”當然更得大顯身手。一般在教師的指導下2-3人就接受一個技術項目。清華大學電機系接受北京某大劇院研制一項有關燈光控制任務,又轉交給自控系。有關同志征求康鵬所在班的意見:“你們搞不搞?”康鵬站起來大聲喊道:“搞!”其實,康鵬答應“搞”,帶有很大盲目性,但他認為,既然能提出來,就能搞出來。后來,任務就落在他的頭上。沒過多久,其中幾個關鍵技術解決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后,電機系給自控系寫了一封信,表揚康鵬。恰在這時,自控系正準備把康鵬當“只專不紅”、“走白專道路”的靶子進行批判。一封表揚信非但沒有解脫康鵬的困境,反而火上澆油加劇了批判態勢。當時,曲庭維等同學暗暗地為他捏了一把汗。幸運得很,由于哈軍工教學和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領導決定把我們從清華提前調回,于是客觀上使康鵬又躲過了一劫。我們回哈軍工后直接到教研室報到。由此翻開了我們幾個人一生中新的篇章。
    康鵬返回哈軍工后,被分到胡守仁為主任的404教研室。并成為 “脈沖技術與數字電路”這門新開設課程的主講。因為是新課,連教材講義都沒有,而且,一學期課程120學時,每周6—8學時。康鵬就鉆進圖書館,邊翻譯俄文資料,邊寫講義,邊拿去排版印刷。待講課開始后,上午講課,下午給學生答疑和準備下一節課,到了晚上就要全力編寫下邊就要用到的講課內容。就這樣,40多萬字的講義終于寫完了。一學期的課程快要講完之時,他累的吐血住院了,只能由他的同事孫毅君頂上去講。
康鵬給學生講“脈沖技術與數字電路”得了慈云桂教授的賞識。這年末,慈教授大膽地提拔了康鵬擔當441-B計算機主設計師和主持計算機項目研制負責人。
    該任務安排到胡守仁為主任的404教研室。該室成立了由劉德禎(組長)、康鵬(副組長)、王振青、任連仲、李忠德、劉文璽、譚信、孟慶余、俞咸宜、曹恤如、彭昌貴、陳顯惠、稽啟先、黃盛忠、陳有剛、林信榮等十余人組成的441-B設計組。441-B的“44”為404教研室;“1-B”為第1臺半導體計算機。
    從此,康鵬走上了創十一項發明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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