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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是“哈軍工”老教師們最鮮明特點
2009/12/2  來源:《軍工之光》2009年11月第四期總第42期 作者: 機電工程與自動化學院教授、退休干部楊昂岳 在學校“哈軍工”優良傳統報告會上的發言


    軍事工程學院籌建之初,急需從全國各地方大學調一批老教師,組建骨干教師隊伍。在陳賡院長籌劃下,請調教師名單獲教育部通過,調令由周總理簽字,以中央軍委和國務院名義發出。“哈軍工”憑此“尚方寶劍”,得到各高校及科研院所支持,調來60多名教師,其中教授37名,超過50歲的只有3人。因為需要,這些學有專長、在學術界頗有名氣的教師一入“哈軍工”,就中斷了與國外親友的聯系,在學術界“蒸發”了。他們年富力強,勤奮敬業,嚴謹治學,最令人敬佩是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哈軍工”老教師們最鮮明的特點。


一是以科技救國為己任。

     舊中國的軍事工業極其落后,沒有軍事工程技術類高等教育。“哈軍工”的老教師們大多留學歐美,選學當時國內不吃香的軍事工程技術類專業,目的就是為了科技救國。盡管在國外學習、工作十多年,站穩了腳根,享受著豐厚待遇,但他們拒絕“綠卡”誘惑,毅然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如原副校長周明鸂教授。

     日本侵華期間,高步昆(1960年隨老五系調工程兵工程學院)、曹國惠(1975年病逝于長沙工學院哈爾濱留守處)、沈正功(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現南京理工大學)等東北籍老教授正是熱血青年,不甘當亡國奴,流亡到關內。“七七事變”后,京、津、滬、杭、武漢、長沙等地各大學紛紛遷往大西南,許多“哈軍工”老教師拒絕為淪陷區日偽服務,紛紛到大西南工作。孫本旺教授(后任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作為南開大學先遣人員到西南聯大任教;曹國惠教授在東北淪陷后從東北大學轉到清華大學,日軍侵犯華北后又到西南聯大任教;年輕的慈云桂(后任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何水清(后任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副院長)跋山涉水走出日偽統治區,到西南聯大求學;張良起(后任國防科技大學校長)拒絕在淪陷區的交通大學讀書,輾轉到重慶的交大復學,這些都是“哈軍工”老教師們的愛國行為。

     “哈軍工”一些老教師在抗戰時期,曾在國民政府西南地區的兵工廠工作,為抗日作貢獻。1939年,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在貴州省大定縣(今大方縣)羊場壩一個叫烏鴉洞的山洞里創建了一座航空發動機廠(簡稱大定廠),到1946年竟然生產出32臺合格的航空發動機,堪稱中外航空工業史上的奇跡。“哈軍工”有四位老教師曾在大定廠工作,梁守槃教授當時任大定廠研究課首任課長,梁教授1956年由“哈軍工”調國防部五院(導彈研究院)工作,是我國航天界的元老,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馬明德教授當年任大定廠設計課工程師,馬教授在“哈軍工”主持設計、建造了7座不同類型的風洞,為我國航空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曾任“哈軍工”空軍工程系副主任、國防科委航空技術委員會委員、國防部五院科技委特邀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哈軍工”原子工程系副主任、原國防科技大學八系副主任歐陽昌宇,1945年從浙江大學畢業后也進入大定廠機工課工作。“哈軍工”空軍工程系高級工程師胡廣家也曾在大定廠工作(1970年隨一系調西北工業大學)。

     “哈軍工”老教授沈正功、任新民(1956年調國防部五院,1975年任七機部副部長,1980年當選中科院院士,兩彈元勛)、唐本慶(隨四系調裝甲兵工程學院),抗日戰爭期間都曾在國民政府重慶二十一兵工廠工作,研制生產七九式步槍等軍品。

二是以科技報國為追求。

      1949年5月,解放大軍逼近上海,國民黨官員紛紛潰逃臺灣,國民黨兵工署多次催促時任兵工學校領導的張述祖教授(后任軍事工程學院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科教部部長,是“哈軍工”首席教授)去臺灣。張教授認識到共產黨才是代表中國的進步力量,堅決不去臺灣。為了不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懷疑,他設法敷衍兵工署,讓軍方把一大木箱普通書籍先托運到臺灣,隨后躲到朋友家中,直到解放后的第二天才敢回家。上海解放后不久,陳毅市長就派出干部找到張述祖,對其不顧國民黨壓力,拒絕去臺灣,追求進步的精神給予充分肯定,希望他聯絡兵工專家,出來為新中國工作。隨即,張教授串聯了十幾位兵工校友及兼課教授,在家里開了兩次會,大家一致表示投身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決心,通過了張教授起草的給陳毅市長和粟裕司令員的報告,表達了愿以平生所學,奉獻給我軍建設的愿望,并希望創辦軍事技術院校,為部隊培養技術人才。陳毅十分重視教授們的意見,安排他們去位于南京的華東軍政大學工作,華東軍政大學專門為這些專家成立了軍事科學研究室,張述祖任主管業務的副主任。不久,研究室劃歸華東軍區司令部領導。1949年10月初,陳毅參加開國大典后,返滬途中特地在南京停留,接見并宴請研究室的全體專家,他充分肯定專家們投身革命,參加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愛國主義精神,鼓勵大家搞好科學研究,為解放臺灣作準備。1952年8月,華東軍區忍痛割愛,將軍事科學研究室調入“哈軍工”。當年在給陳、粟報告上簽名的張述祖、曾石虞、趙國華、鐘以文(1960年隨老五系調工程兵工程學院)、沈正功、鮑廷鈺(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張宇建(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馬明德、周祖同、趙子立(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何乃民(1956年調任交通部總工程師)、金家駿(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12人以及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的任新民、岳劼毅(1970年隨一系調西北工業大學)、朱正(1956年調國防部五院)、許哨子(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等,都于1952年到“哈軍工”報到。

     1949年11月9日,國民黨政府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在香港的員工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他們將12架飛機及大批航空器材、配件運到北京、天津,成為新組建的中國民航的起步家底。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愛國壯舉,是新中國航空史上的一件大事,為新中國的航空事業立了大功。參加“兩航起義”的八位技術專家董紹庸、凌之鞏、鄒志楷、華光時、蔣志揚、李緯文、嚴汝群、余新福于1952年調“哈軍工”任教。董紹庸教授1963年調四川江油航空發動機研究所任所長,鄒志楷1960年隨老二系調炮兵工程學院,華光時、蔣志揚、李緯文、嚴汝群文革后期隨空軍工程系去了西北工業大學,余新福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調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后任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

     新中國成立后,旅美學者“哈軍工”羅時鈞教授在他的老師錢學森影響下決意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1950年8月31日他與著名原子物理學家趙忠堯及沈善炯博士登船啟程,9月12日船到日本橫濱港,船上廣播要求他們調整床位。他們帶著行李到指定房間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拿著名單對他們說:“你們看船上有100多個中國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為什么偏找加州理工的?錢學森,你們都是知道的。”接著,強迫他們到廁所脫光衣服檢查,隨身行李中筆記等文字物品全部扣留,并威脅說:“要么回美國,要么去臺灣,要么在日本坐牢。”他們想,選擇前兩項就難以回國了,寧可在日本坐牢,出來后還能爭取回國。就這樣他們被關進東京下野曾經囚禁日本戰犯的巢鴨監獄。他們被剃了光頭,身上灑上了六六六粉,并被一一編號,倍受侮辱,吃了不少苦頭。經過三個月的檢查,美方未發現他們攜帶任何機密材料,在中國科技界及國際友好人士的呼吁下,美方提出要把他們移交給臺灣國民黨駐東京的機構。他們擔心被脅迫到臺灣,就要美方保證不會強送臺灣,得到保證后才出獄。國民黨方面還是勸說他們到臺灣去,并出示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簽署的聘他們為教授的聘書,他們婉言拒絕。船到菲律賓馬尼拉時,臺灣當局又派人來糾纏,許以厚祿,他們仍不為所動,終擺脫險境,經香港羅湖橋回到祖國大陸。羅時鈞1953年由中科院調“哈軍工”任教,1956年國防部五院成立時,錢學森要求調羅時鈞等六人去五院工作,因學院教學工作需要,“哈軍工”留下了羅教授,“哈軍工”解體時隨空軍工程系去了西北工業大學。

三是以科技興國為理想。

      “哈軍工”所處的特定歷史時代曾造成許多領導和老教師的坎坷人生,遭受冤枉委屈,但他們在逆境中不減強軍興國之志。慈云桂教授在文革中剛出“牛棚”,就到國家科委去論證每秒100萬次計算機方案,領來“718”任務,在文革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成功完成任務,該機后來用于我國首次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的試驗。烏云散盡,這些老教授們又一往情深地為國家、為軍隊現代化建設忘我奮斗。慈云桂教授在1978年代表學校立下億次計算機的軍令狀,從此國防科大開始了銀河巨型機系列的研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羅時鈞教授文革中遭受到殘酷迫害,上世紀70年代后期任西工大副校長,科研成果獲全國科學大會獎,當選為陜西省勞動模范。張良起教授文革中被打成17人的“反革命教授集團”成員,1970年南遷時,他還處于“半解放”狀態,拖了一段才通知他搬遷。多年來他一直埋頭做學問,1978年成為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博士生導師,上世紀80年代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臺雙足步行機器人,并擔任國防科大第二任校長,他淡薄名利,廉潔奉公,留下了極好的口碑。譚自烈教授文革中被打成“001大案”的兵工潛伏特務,曾被關在大衣柜中。上世紀80年代,他研究“碳化硅纖維”,填補了國內空白,獲部委級科技進步一等獎。

    1953年9月頒布的《軍事工程學院教學過程基本條例》規定:“所有的教學人員都是學員的教養者。他們應該以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及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學員。”“哈軍工”老教師們認真執行此條例,形成了迥然不同于舊大學的新教風——教書育人,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學員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63年3月,剛組建不久的核基地研究所急需科研人員,國防科委緊急命令“哈軍工”原子工程系核爆炸殺傷因素測試分析專業的45名學員提前于4月上旬畢業,其中38人分到新疆馬蘭21所工作。當年夏天,又有100多名原子工程系的第六期畢業生一鍋端到青海的核九院。這兩批學員為我國的原子彈事業奮戰在荒漠、高原,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們的青春在震驚世界的“東方巨響”中閃光。

      文革中有一批干部子弟學員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飽受不公正待遇,但他們位卑未敢忘憂國,仍然進取拼搏,為國家作出貢獻。1968年冬,導彈工程系第十一期學員俞正聲被“降級”分配到張家口一家街道制鏡社當工人,他開發電子產品,使瀕臨倒閉的小廠轉了產,起死回生。他后來當了廠長,1975年調電子工業部任職,從此走上重要領導崗位,黨的十四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十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十六大、十七大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67年,“哈軍工”第九期學員謝名苞被分配到齊齊哈爾一家小廠燒鍋爐,造馬車,1970年被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召回當了教員,1977年調國防科委,上世紀80年代末投入載人航天工程,從“神舟一號”到“神舟五號”,他都擔任工程辦公室主任,為載人航天事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哈軍工”空軍工程系第五期學員郭琨1983年代表中國到澳大利亞參加南極國際合作會議,雖然中國是南極條約的簽約國,但是由于沒有在南極建立科考站,不屬于有發言權的“協商國”,在進入最重要的會議議程時,竟被請出會場,郭琨的心里在淌血。1984年我國組織南極科學考察隊,郭琨被任命為隊長,他帶領隊員,以“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大無畏氣概,踏上了莽莽的南極冰原。當他把五星紅旗插上喬治島時,熱淚盈眶,和他相擁而泣的還有十多位“哈軍工”學子,他們把對祖國的赤膽忠心化為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無窮力量,代表中國在南極開發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

    “哈軍工”前輩教師們與祖國、民族同命運、共患難,為“哈軍工”的創建和發展嘔心瀝血,始終以自已的學識才華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服務。如今回憶他們的這些往事,是為了緬懷他們,也是為了讓青年一代弘揚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把我們的國防科技事業搞得更好。

(機電工程與自動化學院教授、退休干部  楊昂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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